论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p2p平台的差异

一、人才是导致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

互联网金融行业最近几年很火热，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冒出来，笔者这几年也走访了各大近百家平台（主要是P2P模式或者号称P2P模式的网贷平台），感受颇多。抛开各家平台的高低优劣暂不讨论，先从区域分布的差异性来聊聊平台模式的差异性。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是依托于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十多年的蓬勃发展，金融本身不是个新鲜事物，当下的互联网金融在真正的金融端也并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创新，所以我们讨论互联网金融一定不能离开互联网的大环境。

那么，中国互联网的大环境是什么？强者恒强，“剩者为王”！以BAT三家为代表的第一梯队，以京东、小米、360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再加上传统的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盛大系、美（团）大（众点评）系、优（酷）土（豆）系、携（程）去（哪儿）系、滴滴（快滴）系等细分领域的巨头（暂不考虑他们与BAT几家的恩怨情仇），以及少数几个外来和尚——苹果、谷歌、三星、亚马逊、Uber等，基本上就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江湖。请注意，互联网的江湖不等于IT世界的江湖，通常来说我们把主要面向企业或机构用户提供IT或互联网技术服务的公司定义为传统型的IT公司，说白了就是主要做2B生意的；而将主要面向普通公众用户提供服务的公司定义为新型的互联网公司。2B的典型代表是IBM和微软，华为曾经也是，但华为近年来开始愈发重视2C的业务。2C的典型代表国外是苹果、谷歌、FaceBook，国内则是BAT三巨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2B的企业大多遇到转型危机，业务和市场影响力在逐渐萎缩，这符合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大方向。

所谓“人，既是江湖”，互联网的世界表面上是各大巨头各家公司组成，实则是由一个个一群群的人组成。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思维模式、战略方向、市场策略、组织架构、工作方法等等都由组成这家公司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决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特别是核心骨干人员的思维方式是否真正符合当下的互联网思维。人的思维会受其所处环境和所经历的事情的影响，如果长期处于在互联网相对贫乏的环境下，很难期望一个人会有真正的互联网思维。读书？学习？这些确实有用，但互联网思维不是纯理论的，必须结合实践才能学以致用。所以，结论就是，排除个别“天才”，只有在互联网氛围浓烈的环境下，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锻炼，才能产生真正适合互联网的人才。另外，2B和2C的思维是有明确区别的，如果让一个长期在2B的IT企业工作的人，来从事2C的互联网工作，往往需要较长的磨合和转变成本；所以对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说，如果做的是2C的生意，则应对区分2B思维的人才和2C思维的人才的差异。

很明显，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前面提到的大型的2C的互联网公司，基本都分布在北上广深杭这几个城市，从这个范围来说，互联网的世界里，北上广深杭是一线城市，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大连这些可能靠前一点，但归结起来也还是属于二线，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更不用提更后面的三线四线“互联网城市”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互联网人才，特别是2C的互联网人才，基本集中在北上广深杭这几个一线城市中。甭管什么样的互联网企业，最终都是靠人来做，没有好的人才，一切都是扯谈。正是因为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企业在互联网行业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性，也就形成了互联网行业的“二元世界”。

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举个简单的例子，深圳的平台有做车贷的，长沙的平台也有做车贷的，在资产端也就是金融方面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可深圳的平台和长沙的平台在发展路径的选择、规模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端的人才差异上面。

二、P2P平台业务模式的差异性

互联网金融涉及的领域众多，本文主要讨论以民间借贷（含个人借贷和企业借贷）为主要资产端业务形态的P2P或类P2P平台。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P2P类平台，既有自己体系内的业务团队提供资产（例如宜信的宜人贷），也有自己体系的理财团队（财富端/资金端）对接资金。这里根据理财团队的运营侧重点，又可以分为线上为主的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投资人获取渠道，如陆金所）、线下为主的模式（以线下门店为主要投资人获取渠道，如e租宝），线上线下并重的（如宜信）。当然，在这类平台里，以线下获客方式为主的平台我们要区别对待，这类平台很容易牵扯到非法集资的范畴中，最新的监管意见中也对这类模式提出了明确的禁止性措施。

第二类的资金端跟第一类类似，区别在于资产端不是自有体系的团队，而是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来构建资产端。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直接债权合作模式和类ETF模式。前者是将合作机构已经形成的债权直接在自己平台上向投资人发布，后者则是将多家合作机构的债权打包成理财产品的模式提供给投资人。

第三类是只做资产端业务，资金端则与其他机构（主要是其他的P2P平台）合作，由对方来提供资金，最典型的是“加盟商”模式，陆金所、微贷网、翼龙贷都有这类模式。严格来说这类机构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P2P，但在二三线城市确实大量存在。

第四类则较为复杂，属于上述几类模式的混合，既有自体系的资产端，也有体系外的资产端；既有自建平台获取投资客户，也存在跟其他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情况。这类机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P2P平台在发展过程中，靠自有体系的资产和资金两端很难保持平衡发展，为了维持平台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开展各种情况的外部合作，进而导致平台模式的复杂性。

除了上述几类常见，还有较为特殊的两类。一是以早期的拍拍贷为典型代表的“纯信息中介平台”——拍拍贷推出彩虹计划后有往信用中介类平台转型的趋势，也是被市场所逼，纯信息中介模式在中国现行的投资人环境下较难持续做大做强。二是以阿里系的余额宝蚂蚁聚宝、挖财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平台”。这类平台的资产端对接的多不是直接借贷类的资产，而是通过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机构包装后的间接资产。这类平台基本上都不认为自己属于P2P的范畴。实际上，前面几类平台中不少推出的活期类产品，也大多是直接或者间接对接的基金特别是货币基金类资产。

那么，一线和二三线城市的平台在发展路径上跟上述几类模式有何关系呢？

首先，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的诞生离不开互联网的氛围，所以中国最早诞生（2012年之前）且一直持续至今的几家知名P2P平台基本都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宜信、人人贷）、上海（拍拍贷、陆金所）、深圳（红岭创投）、杭州（微贷网）等。而二三线城市的平台大多在13年之后才开始成立，成分主要来源于三类：一是本地的民间金融机构（小贷、担保、典当、投资公司等）或从业人员，顺应互联网金融转型的大潮设立的P2P平台；二是本地非金融类的实体企业发现了互联网金融蕴藏的“巨大商机”，通过设立P2P平台来涉足金融类业务，包括很多房地产类企业建立的自融或关联自融型平台；三是北上广深杭这些一线城市的互金行业从业人员回流到二三线城市（通常是回老家）创立的P2P平台。

一线城市的平台因为资源、人才的集中，业务模式多样化，暂且不提。而二三线城市的平台，在创立之初，定位上与一线城市的平台往往就有非常大的差异。根据前述分析，拍拍贷类的纯信息中介模式和蚂蚁聚宝类的互联网理财模式先被舍弃——前者因为盈利模式不清晰，后者因为缺乏相关资源。第二类资产端合作的模式，也比较少被采纳——从风险控制和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资产端还是自己体系的更符合平台控制方的利益。特别是本地民间金融机（人员）和非金融类实体机构设立的平台，更是如此——其设立平台的很大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金消化自己体系内的资产，自然不会去找外部资产合作。第四类混合模式在初期也基本可以排除。所以，二三线城市的P2P平台最常见的就是第一类“自建资金端对接自有资产端”模式和第三类“外部资金端对接自有资产端”模式。前面已经分析了，第三类“外部资金端对接自有资产端”模式并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互联网金融”的范畴，故暂也不做过多谈讨。所以归结起来，二三线城市的P2P平台最常见的还是“自建资金端对接自有资产端”模式，在后续发展中逐渐出现第四类混合的模式。

三、P2P平台资金端运营模式的差异性

P2P平台的资金端主要以获取投资人资金为目的，而获取资金最根本的基础是“信任”——没有信任，投资人不可能把钱投给平台。信任可以分为直接信任和间接信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一个人愿意把钱借给你，要么是认识你，要么是认识你爹——前者叫直接信任，后者叫间接信任。所以平台做刚性兑付、做信息披露、做品牌宣传、做客户服务，等等一切手段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增强用户的信任。直接信任的建立需要要么靠人，要么靠时间。对于大公司，通过时间的积累是可以建立起足够的直接信任，譬如阿里推出余额宝，其实公开的保障措施并不多，但投资人只是因为阿里的这个招牌就愿意把钱投入余额宝，这就是直接信任的体现。然而，互联网金融平台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城市的，在时间的积累上总体来说都不够充分，对二三线城市成立时间不久的平台更是如此。所以，互金平台建立客户的信任关系，主要手段一是靠人建立直接信任，二是采用各种办法建立间接信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增信手段”。常见的增信手段包括：（1）借信用，政府、国企、上市公司、知名风投、银行、保险、名人专家、三方机构等都可以拿来借信用；（2）提供纸面上完备的保障措施，如抵押、担保、回购、风险准备金等；（3）品牌宣传，利用央视、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来给平台增信；（4）品牌营销（各种赞助，如热门综艺节目）、公益营销（最典型的以“普惠金融”为旗号）、品牌代言人营销（行业权威、创业名人、屌丝逆袭、美女CEO）等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