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数字普惠金融一夜爆红 大佬们告诉你有哪些误区

近年来，普惠金融被屡次提及。此前，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更是一夜曝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会议其间透露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8条内容，并表示将规范发展数字金融，支持普惠金融的产品创新。该原则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据悉，《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8条内容分别包括：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从发展历史来看，普惠金融是一种经济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思想。它萌芽于公益但不止于公益。从2005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机构在普惠金融方面表现突出，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

近年来，普惠金融发生了四个变化：从公益到建立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从局部地区到世界；从小微贷款到更为丰富的整个普惠金融体系（包括小微贷款、储蓄、支付、理财、保险等）；从人工实现到了数字技术实现。可见，数字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让普惠金融跃升到了“数字普惠时代”。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16博鳌观察金融创新峰会上，业界大佬们就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最新理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普惠金融成为经济领域重要议题

来源：易观

数字普惠金融的“百慕大三角地带”

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再到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概念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区别的地方。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认为，这三个概念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价值导向问题。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它所要做的就是让金融更加服务于大众，能够更加便利、更加方便、更加便宜的来为普通老百姓服务，其理念是共通的。

乐视金融CEO王永利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发展，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可能。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新金融，都要积极的利用新技术，不断创新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成本，控制金融风险。不过，对此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要做到这些其实很不容易。实际上，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的要求、对规模的要求、对风险控制的要求更高，不是随便都可以做的。

光大云付副董事长兼总裁夏令武表示，尽管这么多年来政府和机构一直在推普惠金融，但是仍旧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有五个瓶颈，第一是地域瓶颈，怎么样让金融服务更好的到边远地区，到覆盖不到的地方；第二是客群瓶颈，有一些人享受不到服务，这一群人怎么办；第三是审核瓶颈，其实金融服务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最方便的一条路径就是财务风险，就是用标准化的风险分析方法去分析它，这是最难做的，因为它需要非经济信息、非财务信息，按照大数据概念也即非结构化因素，这也是一个大的瓶颈；第四是审核效率问题，一部分人要的钱需要马上拿到，怎么满足需求；第五是标准化瓶颈，产品必须要能够做到标准化，但普惠金融这部分群体是多元化的，很广，很难做到标准化。

来源：易观

目前，针对普惠金融本身的争议在于，究竟是面对特定的一些人群，也就是说贫困人群、弱势群体还是说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群，补充金融服务的短板，特别是数字化之后如何进行进一步甄别的问题，PINTEC集团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魏伟称，具体甄别还需要在实践检验中不断的优化、尝试。

“如果是因为成本的优化，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原来做不到的一些业务可以做，这是一个良性的改变，但是如果说通过把标准降低了，把不应该享受的错误的用户给引趚，那这种尝试和创新就是伪需求，甚至会带来更大更不可控的风险，也有可能会连‘脏水带孩子’一块扔掉。” 魏伟表示。

不过，开鑫贷总经理周治瀚表示，普惠金融两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解决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那些人群对金融的需求；第二个层面是对现有金融服务的优化，能够让更多的群体以更低的成本、更便利的方式来享受。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基础设施了，成为一种生活必备的东西。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普遍服务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些比如说邮政通讯、电力、自来水等等这些基础设施领域，即使去覆盖比如山区的邮政通讯成本非常高，但是也必须提供这类服务。” 周治瀚直言。“在当前情况下，金融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对于欠发达地区，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不是说因为他所在的地区经济水平的问题就可以不给他提供这种服务，而这是一种基础设施。”

此外，中小企业金融论坛首席执行官兼世界银行集团首席运营官员MatthewGamser强调，数字普惠金融不只是获得性，还要到其潜在风险。因为普惠不是意味着公正公平，不意味着一定会有自己的帐户，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适合的金融服务。同时，很有可能获得的金融服务并不适合当前的局面。而正是这一点，这种资产的数字化速度可能反而是一个威胁。

“现在，这种潜在的危险已经逐渐往金字塔下方移动了，往微小型企业移动了，因为大家都在数字化，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一部分，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方式来对这种风险承担责任，尤其是新产品和新服务出现时。因为监管者也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避免这种金融市场的泡沫破裂。” Matthew Gamser如是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表示，数字普惠金融仅仅要着眼于融资活动，而且着眼于新兴的支付手段、新兴的风险分散方式，种种支持能否使得老百姓在一个风险可控、低成本的环境下能够得到以前难以获得的金融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有赖解决三大“痛点”

夏令武称，数字普惠金融肯定是数字+普惠+金融，但现实生活中数字普惠金融遇到的三大“痛点”在于，第一就是数字普惠本身，就是如何实现数字普惠。这就涉及到产品的标准化问题，产品的便捷化问题，即怎样让数字技术更好用、更便捷。第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解决数字普惠问题，怎么样让大量的少部分群体、边远地区的一线弱势群体，让他们真正以很便宜的方式用到数字技术。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征信体系。一方面，如何让普惠金融的群体的信息能够进入到征信体系里来；另一方面，是对使用这些征信信息的金融机构。现在加入征信体系的金融机构主要有持牌机构，但是现在有大量新兴的互联网机构，还有一些小贷机构，还有一些典当行等等，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没有金融到征信体系里的。但是，这些机构更多的是服务末端，征信体系如果不能实行包容性的话，这个也使普惠金融大打折扣。

第三就是金融意识。不管是普惠金融还是其他金融，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商业可持续，它就不是财政拨款、不是救济，它一定是要符合商业模式。这里面就涉及金融意识或金融风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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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在大量的老年人是有理财需求的，但是他们对收益率的概念、对风险的概念是没有概念的。现在很多上当受骗的老年人，他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被骗走了，他们相信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收益，但实际上很多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这种真正风险的概念，金融知识的概念怎么传输到他们的大脑里，这其实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夏令武表示，因此，在金融知识、风险意识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持续的推进，让大家真正的意识到怎么去应用这些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怎么样去识别这种高收益，这样的话才能真正使普惠金融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魏伟则担心，假如有一天普惠金融变成了社会上热炒的概念，如果那么多的资本、那么多的团队、那么多的资金都要进到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就会催生出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最怕出现的情况就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效率提升追不上市场需求，或者说供给带来的压力，这样一来必然产生两个结果，要么是大家恶性竞争，降低每一个机构的盈利空间，要么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魏伟直言。“通过对整个盈利模型的测算、做过各种因子敏感度分析后发现，对一个机构，尤其对于一个消费零售类的机构盈利状况而言，敏感度最高的因子就是坏帐损失。就算通过获客降低了一两个点、通过运营压低资金成本后，稍微抖动一下就把全部利润全部吃掉了。”

周治瀚认为，就金融服务的本质来说，金融本身是通过分散风险去创造价值，它自身不创造价值，它是通过促进经济的流动来产生价值，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降低成本的。因此，普惠金融的预期和未来的趋势与现实中有一个矛盾是需要统一的，也即只有在风控成本能够降到一定低的情况下，这个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如果不够低，那肯定是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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