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贷的渡口和路口

“商业模式可以成立，但监管风险和舆论风险却躲不过。”曾供职于某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陆平（化名）本想创业现金贷业务，在做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后，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尽管，他在接受“愉见财经”采访时也承认，自己眼馋那些获得资本青睐、本身也赚得盆满钵满的现金贷公司。

“如果做现金贷，我面前就三条路。”陆平竖起了三根手指，转而又把手收了回去，“但都不是什么好路子了，有的路现在走太晚了，有的路现在走太早了。”

高利率养高风险

“要么高利率养高风险。”这是陆平观察到的第一条路。

他粗略计划过，如果做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定价肯定要年化利率100%以上才能覆盖高风险，如果做现金分期，定价也要在50%左右。陆平这里所说的定价或利率，是指EIR（实际有效利率），即利息与必须支付的手续费等服务费加总的综合成本。

被市场统而言之的现金贷其实还可分类，比如风险更高的Payday Loan模式和更接近消费信贷的现金分期模式，前者也许是“1000元贷7天，而后者则可能是“1万元分期1年”。

但陆平的模拟定价，显然触礁了监管和社会舆论给出的底线。

可是在陆平看来，Payday Loan应该计算的是日息和总成本，而不是折算出年化利率并对照36%的所谓高利贷警戒线；现金分期则是要让借款人在每月还款压力可负担的前提下，提前使用资金满足生活所需。这才是这些产品的出发点。

美国学者Adair Morse研究指出，即使在美国，Payday Loan的综合定价折合年化，也可能到达300%。由此这种现金贷形式在美国也颇受争议。

不过，如果监管最后的抓手是对各种现金贷模式统一的定价红线，那么风险最高，因此定价也最高的Payday Loan模式，很可能会首当其冲成为炮灰。陆平的想法也无一能成行。

而让行业变得更草莽、情况显得更复杂，也让陆平本来理直气壮的语气变得暧昧的是，市面上正在收着高利率的现金贷，却并不都有明确的模型，其中甚至不乏想捞一票就走人的平台。因此这些平台收取的高息，本质上不是一道平衡风险的计算题，而是趁着监管真空时期获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如果说，即将靴子落地的强监管，对于业内尝试探索出现金贷发展路径的平台来说或需给予适当弹性，那么对于这些套着现金贷外衣的高利贷平台，则恰应“乱世用重典”。

业内观察人士称，这类公司的贷款申请过件率畸高，它们也不做用户的分层和区分，所谓“黄赌毒都可以放，利率高得吓人”。这些平台还靠借款人违约后收取高额罚息或违约金“再赚一笔”，并可能佐以较为激进的催收方式，催收中还潜匿着一套“接盘”玩法，即通过话术引导将高风险客户抛送向后一个现金贷平台。

鱼龙混杂的灰色地带本有发展空间，也有套利机会，但陆平认为现在入市为时已晚，不管想做“鱼”还是“龙”，若36%的年利率一刀切下来——

“统统都没戏。”

降低利率的可能性

如果要把EIR做到36%以内，有什么办法吗？陆平想探索第二条路。

在陆平曾供职的某银行信用卡部门，也有在线审批放款的现金贷业务，而且其内部设定的综合利率不过年化18%出头。陆平能在他的创业公司平移这种模式吗？

他摇了摇头。资金成本、获客和客群切割、客户数据积累……这些，市场化公司的现金贷和商业银行的现金贷业务，根本不是一码事。

一道粗框架的计算题是：贷款定价=资金成本+获客成本+风险成本（坏账及可能的拨备）+运营成本+利润留存（不排除有公司阶段性贴补利润追求获客）。

资金成本对于最后的贷款定价，从来都跑不出“面粉贵面包就贵”的逻辑。

在陆平曾供职的那家股份制银行，卡中心主要是从总行获取资金，市场化定价可类比AAA级债券，即成本在4%～5%。这对于现金贷公司而言是望尘莫及的优势。

现金贷平台最低成本的资金来自于股东支持，但这部分资金显然无法放量；个别含有现金贷业务的头部消费金融公司走通了发放ABS（资产证券化）之路，成本约在6%～7%，但他们的ABS发行也还在试点阶段，总量不大，流程偏长；在目前可放量模式中，最优选择是与商业银行的助贷模式，资金成本约7%～9%，但仅有极少的公司能获此资源；余下的，不少公司选择了P2P模式，从一些头部平台来看，P2P端资金成本也高达12%～15%。

对于一些持牌的行业头部企业而言，和银行一样同是做普惠金融，他们也希望能够像银行卡部门一样得到低息资金。他们甚至认为，资金成本，是行业发展的瓶颈。

业内有一种说法，对于现金贷平台的生死存亡而言，资金成本是仅次于坏账率的第二道坎；可对于现金贷公司老板的生死存亡而言，资金来源是第一道坎。

鲜为人知的是，包括刚刚登陆纽交所的那家网络借贷平台在内，起步时都曾面临资金成本畸高、拆不到资金的难题。现金贷行业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板要为资金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以至于有业内人士调侃称，哪个现金贷老板要是不承担几千万乃至几亿的担保，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现金贷的。

极具张力的是，当现金贷（或包含现金贷业务）头部企业正排队去纽交所敲钟，似本应推动这个行业的融资环境逐渐变好，可舆论风暴恰恰被掀起，资金成本反而由于趋紧的外部态势而不断攀升。据某现金贷平台人士透露，已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口头”知会当地银行，控制资金进入市场化现金贷平台。

陆平的理性不止来源于自知无法获得低价资金渠道，还在于自醒难以找到优质客户、平衡好风险。在“风险成本”和“获客成本”两项中毫无优势。

在银行信用卡部门的模式里，对那些在央行征信里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使用银行卡、或在该银行各个业务归口留下过可追踪的交易记录的，现金贷分期的定价都上了18%，陆平的创业公司，即便挖得到银行系风控团队人马，但要面对中国6亿没有征信记录的“白户”来开掘优质借款人，还要把利率做到“年化36%”之内，谈何容易？

比个人违约更凶猛的还有网络黑产，在守株待兔更多的无经验现金贷平台落入陷阱。据Talking Data首席金融行业专家鲍忠铁追踪分析，多数互金平台70%的借贷损失源自诈骗，其中70%是团伙诈骗。

从某种逻辑而言，守信的现金贷借款人之所以付出了更高的利率，是在为管不住的诈骗买单。

陆平说，非持牌现金贷平台无法接入央行征信，他们也没有基础用户数据积累，昂贵的第三方数据不是他的投资人愿意负担的；而行业里已经数百元的单客获客成本，事实上会让客户首次借贷所贡献的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现金贷平台都会开发既有客户的复购。

他意识到，除非用天价高息费来捞钱，否则，一家现金贷平台的头几年，即便没有做瘫，也是烧钱积累客户和数据，用真金白银面对欺诈来买教训，以锤炼平台自己的数据和风控模型。而这些，还要建立在监管趋严的大环境下。

陆平引述了点融网创始人郭宇航的一句话，现金贷在发展初期，规模效应是不足以摊薄成本的，因此如果将息费加总并需恪守36%的红线，则或将行业逼入地下。

陆平说，在征信牌照市场化、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前，在反欺诈技术进步前，如果不谋畸高利息，则现在进入现金贷行业，又太早。

改变行业的先行者？

不过陆平也深知自己的局限性。他观察得到，当行业里先行的头部公司已经完成了初期的客户及数据积累、已经上了几个版本并逐渐跑通了各自的风控模型、前期投入的征信和获客成本开始被摊薄后，他们反而有能力在从严的监管到来前开始逐渐调降定价。

“如果监管最后明确了36%的红线，我们也能应对的，我们测算过，把现金贷分期都调低到36%，这块业务可能会收缩，但是还是能做下去。”某已在排队上市序列中的平台向“愉见财经”透露。

虽然，这仍然洗脱不掉它们也曾经走过高息的路子。

而业内也存在一种对借贷平台实行“持牌经营”、“牌照监管”的呼声。一旦进入牌照式运行，则借贷平台的资金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进而促使其对外借贷利率下降。

再者，当未来现金贷和现在的POS消费分期一样逐渐进入行业充分竞争格局，竞争本身也会倒逼各家调降利率。

此外，陆平还提到了借助于支付宝获得大量流量的趣店。拨开舆论的重重攻击，陆平仍难掩羡慕神色，在他看来，如果哪家现金贷能够傍上BAT这样的线上各项资源优势，那业务演进路径就会被重构。

但这些路子，都是陆平望尘莫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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