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央行行长易纲

不是刘鹤，不是蒋超良、不是郭树清，是易纲。

一直以来，对于下一任央行行长人选，外界存在各种猜测。但易纲亦在曾经的接任者名单中，但一直并非最大的热选。

如今答案公布，今天上午两会人士任免落幕，央行新任行长人选尘埃落定，刚过完60岁生日的易纲，正式成为央行行长。

今天，新金融女记（微信公众号newsgirl666）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位这位新任的央行行长易纲。

易纲简历：

据央行官方简历，易纲, 1958年出生，今年58岁。

1986年

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

1994年

回国后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

开始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至今，在央行系统工作近20年。先后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副行长等要职。

2014年4月

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高层核心智囊之一。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务性官员为一体，是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财经领导。据央行内部一些人士的评价，易纲有三个特点，专业，稳健，低调。

这既是一次正常的提拔，本次上任前，他担任周小川的副手——央行党委副书记、央行副行长，也是央行资历最老的副行长。周小川多次在重要场合介绍易纲“负责央行的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与国际业务”，与其它副行长仅“分管”某项工作的分量有明显区别。

这也是一次“破格”的提拔，上任行长前，他是“副部级”领导，而他的前任们走上这个位置的身份都是正部级。这也是热议候选人时期，他不是头号种子选手的原因所在。据说，顶层极其看中其留美的教育背景和其“改革派”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行长这个位置的权限和分量是史无前例的，就在3月13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明确确立了银监保监合并的改革方向，和央行的地位——将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

“超级央行”呼之欲出！对于此次改革，恒大研究院首席任泽平评论，未来，央行肩负多重职责，不仅需要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也会负责银保行业的宏观审慎规则制定，另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央行设立，这些均表明央行可能成为一个权力很大的“超级央行”。

但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让央行行长这个位置面临难度系数加大、挑战升级的压力。易纲自己在描述2018年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环境时都列出了难点：

“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会对我们国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依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尽管在周小川执政央行的时代，如811汇改等不少大型金融改革的关键节点都有易纲的影子出现，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评价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新金融女记（微信公众号newsgirl666）整理、摘录了易纲极具代表性的其人其事，希望能够对我们立体认识这位新任行长，尤其是把握其未来政策的方向有所帮助。

读书人易纲（摘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易纲是金融家，学问好，在业内有口皆碑。学问做的好，根源是爱读书，爱思考。易纲认为，读书要读经典。他曾说：“我青年时，书很少，但我读的英语教材是许国璋教授的，汉语语法是王力教授的，历史教材是翦伯赞教授的，线性代数是丁石孙教授的，都是经典。”“阅读这些经典，使我能够掌握最好、最精华的东西。”

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上，易纲谈到，现在年轻人面前的选择多了许多，不仅有传统图书，还有电子图书，“但现在很多书的质量大不如前，可以说有很多是‘垃圾’，现在年轻人既面临丰富的选择，同时也面临着困惑，这个困惑是他不知道该读哪本，不知道怎么筛选。”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三年级时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和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两年本科四年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刚去美国时，易纲身上只有2美元，当时外币只能换这么多。他课余时间去洗碗，虽然免学费、免房费，但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

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那大学当了助理教授，1986年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母亲在国内任小学校长，每月工资99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还不到27美元。“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比我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我20多岁，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力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这些思考影响着易纲后来从事了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研究。

易纲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从中可以引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易纲说，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学术成就：易纲教授的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

1991年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2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1993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

1994年至今参加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

1994年论述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

1995年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1996年提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1996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易纲观点：谈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刚才那位记者提出的金融改革。

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谈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谈金融风险——

要看出金融风险和经济周期、结构性因素、体制性因素的联系。很多风险的积累，最终都要反映到金融风险，比如经济周期，有上升周期和下降周期。

上升周期不良资产都比较少，下降周期不良资产会上升，要考虑周期因素，结构性因素。现在面临新旧产能换代，面临去产能、去“僵尸企业”，这时候结构性矛盾也必然反映到金融领域。

同时还有体制性因素，比如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问题。这些因素叠加共振就反映到了金融风险。

要坚定不移的把防范风险的攻坚战打好，首先要控制好总体杠杆率，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稳杠杆。

我们坚定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标本兼治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问题。坚决治理金融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对薄弱环节监管制度的建设。

要加强统一监管，对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要按照统一规则进行监管。要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打击无照经营，对超越范围，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要坚决打击。对综合经营、产融结合要严加规范，打击乱办金融，坚决打击违法集资非法活动。同时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金融管理权是中央事权，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实监管问责，这样就有一个整体的治理金融风险的稳妥方案。

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经济和金融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在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会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和韧性，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也正是体制机制建设的基础，也正是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坚实的体制基础和各方面机构、市场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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