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愿代理投资人了？

题记：哀其不幸，怒其不“正”！

已经是第三波了，某果金融的投资人不断联络，希望我能出山代理投资人一方。不是我心硬，真是在以往的案子里伤了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请诸位投资人朋友见谅，飒姐可以帮忙给些合理化建议，但真的婉拒代理工作，还请见谅....

1、谍中谍

诚然，P2P平台的投资人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各个国家。飒姐有一年在东京跨年，还被当地的网贷投资人联络咨询。从表面看，投资人的背景多样，其共同决策应该更为科学，或者说更理性。但事实与经济学家的判断是相反的。

正是由于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烙印，投资者们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即便是短暂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也很快会被“食言“。

作为代理律师，我们被指挥过来指挥过去，这倒是不怕，最怕的是关键时刻，跟经侦协商“出金”时，总是不能给警方一个准信，因为委托人不断变化主意，甚至反悔，让我们律师非常尴尬。

同时，在投资人中混杂着大量平台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因为他们也有出借资金），我们刚把办案思路汇报给“维权委员会”，马上就有截屏出现在嫌疑人手上，等于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办案难度陡升。有时候还会被投资人出卖，那种背叛的滋味，着实让人气愤。

2、案中案

P2P涉刑案件，不是单纯的犯罪活动，还交织着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纠纷等。

按照我国法律对网贷平台的定性，其性质为：居间人，也就是信息中介。经P2P撮合而成的借贷交易，有三对法律关系即：直接借贷关系；中介与出借人的关系；中介与借款人的关系。

在中介机构出现问题后，我们推荐的法律行动，应该是迅速展开民事诉讼，直接起诉真正的用款企业。

但事实总是让人唏嘘，真正的用款企业，很大比例就是平台老板控制的公司或者是其同学、亲属、朋友的实体。一方面从平台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平台担心投资人拿到书面、电子证据后，马上调转枪头，把P2P网贷平台也作为“共同被告”。在上海地区某平台，已经出现过类似案例（判决结果是平台不承担责任）。

为了能追回资金，在民事诉讼不通或者经济成本过大的情况下，免费的刑事报案成了多数投资人的首选。在刑民交叉事件中，有些法院观念更新不及时，通常会“中止”审理已经涉刑的民间借贷纠纷，这也加重了投资人走刑事报案维权的几率。

3、战中战

代理投资人理性维权案件，需要耗费的心力巨大。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投资人的代理人是没有阅卷、上庭发表意见的法律权利的，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律师也看不到证据原件、鉴定结论，往往很难提出切中要害的观点。

在集资诈骗案件中，投资人作为被害人具有聘请诉讼代理人的法定权利，当然，还可以聘请刑事附带民事的代理人。但是，代理律师需要跟公诉人深入沟通，我们当时的主要做法是“咬住定性，直指回款比例”。在法庭上，我们会坐在辩护律师对面，公诉人的右手边，法官也会给我们发言和提问的机会。

出于种种考虑，P2P涉刑案件往往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侦查方向，也就是说在漫长的7个月（侦查期最长7个月）的时间里，投资人只能等待，甚至有些时候办案民警更愿意与投资人直接沟通，而不是其聘请的律师。这当然有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鄙视链的问题，不赘述。

网贷平台爆雷案件，通常要经过1.5-2年的时间，才能最终有个结果。我们也见过三年多还没办完的案子。其中的煎熬可想而知，还记得江苏某地一个案子，最初报案的时候，投资人非常积极热情，到半年的时候，只能联系上一半的人，到一年时只剩下几个维权委员会的骨干，最终开庭时，就来了一位大姐。这就是现实，这也是人性。

4、写在最后....

经历了几次奋战与背叛之后，飒姐很佩服还积极寻觅此类案件的同行。要么是不知道水深水浅，要么是偏向虎山行。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国法律人没有经历过大型涉众诉讼的洗礼（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缺乏有效处置经验，我们当年已经采取了比较先进的分组授权和集中决策机制，都挡不住道德风险和乌合魔咒。

必须提醒涉猎此类案件的年轻律师们，不要给客户打包票一定能立案成功，那些“代币”立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难度堪比蜀道，大概率不会成功，做事不宜想当然。

同时，投资人是弱势群体，在真实的案件里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平台老板实际的资金流向和资本操作手腕。但请一定注意，切莫贪婪，也不要虚张声势，拿了多少利息，还剩多少本金，实事求是，不要违背内心原则。正义也许迟到，但迟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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