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养”的农商行：不良率飙到20%，员工养老，业务停滞

2018，被业界称为“银行觉醒之年”，银行家们都在寻求创新突围之法。

而农商行似乎依然偏安一隅，“昏昏大睡”。

它们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得天独厚的业务地盘和资源。

然而，它们却面临着业务受限、盈利减弱、资金收紧等困境，坏账率开始飙升，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甚至已超过了20%。

圈养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农商行，将如何面对重重困局？

01 困兽之斗

很多农商行的不良率都在飙升。

财报显示，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已超过了20%。

譬如河南修武农商行，20.74%；贵阳农商行，19.54%。

“粤东地区农商行的不良率，甚至达到了80～90%。”广东某农商行员工胡晓婷透露。

农商行的舒坦日子，正在悄然结束。

今年1月，银监会表示，要严查同业、理财、表外等业务层层嵌套。

而在此之前，业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是，农商行有大量的表外业务，比如“同业理财”。

所谓的同业理财，就是银行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比如，A银行拿自己的钱，去买B银行的理财产品。

层层嵌套加息，这样的操作，无疑会推高金融杠杆，和国家强调“降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明显背道而驰。

而农商行一直是“同业理财”的重灾之地。

媒体报道显示，农商行发行的同业理财利率，在各类型银行中是最高的。以2017年12月下半月为例，农商行平均收益最高，达到了5.59%。

“监管来了，同业业务的盈利能力势必会下降。”业内人士李玉认为。

此外，以前通道类、类信贷业务也没法继续做了，“农商行的资金面趋紧了。”李玉称。

对此，农商行都怨声载道。有业内人士称，农商行的好日子，可能就此结束。

农商行一直陷在一个怪圈中：并不缺钱，但是坏账居高不下，利润不高。

为了更好地扶持当地农村经济，监管部门要求，农商行的资金业务不能出省，贷款业务不能出县。

也就是说，农商行即使做到全国前列，其所有的分行，也都没出过本市，如广州农商行。

在农村，金融只能走普惠之路，一旦普惠，就很难盈利。

“另外，金融体的活动空间小，就很容易发生不良。”胡晓婷表示。

当发现大额逾期时，农商行会进行同行拆借，去找其他农商行借钱，而这样也容易产生大面积不良。

之前，它们靠着一些盈利的小业务，也能勉强求活；如今，这些小聪明正在被监管扼杀。

监管重压，业务受限，圈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农商行，开始陷入困兽之斗。

一些地区的农商行，今年开始联合了。

它们或是全省合并成一家，或是并入城商行，“又或是归到省联社管理之下，如广东一些地区的农商行。”胡晓婷表示。

因为生存困难，它们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难关。

02 良莠不齐

在中国，农商行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

1951年，我国为了“帮助农村摆脱高利贷盘剥”，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

5年后，农信社达到了16万个，算是最早承载建设中国农村使命的金融机构。

到了2003年，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始将农信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部分农信社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蜕变成农商行。

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222家。

因此，农商行，就是农信社改革后的产物，其成立的初衷，也是为农民提供金融基础服务。

农商行在中国，到底发展得如何？

行业人普遍的说法是：冰火两重天，两极分化极为严重。

因为农商行被圈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所以，这片土地是否肥沃，决定了农商行是否健壮。

在农村富饶的江浙地区，出现了很多成绩斐然的农商行。

比如吴江银行、常熟银行。

媒体报道显示，江苏省已上市7家城商行、农商行，占全部A股上市城商行农商行的一半。

它们的员工待遇，也颇为丰厚。

浙江某农商行的员工郑晓东透露，他的年薪有35万元，“而我们老大的年薪，能达到120万元”。

而在广东地区，一些农商行普通柜员的年薪，却不到5万元。

差距高达7倍之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商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富饶之区，滋润无比；贫瘠之地，艰难生存。

而农商行，是否承载了振兴农村金融的使命？

“现在的农商行，更像一个抽水机，而不是水井。”某深耕农村金融的互金平台创始人余浩称。

它们的分支机构，基本都设在离村镇很近的地方，甚至直接设在村里。

公开资料显示，在整个涉农市场上，农商行和农信社的网点占了92%左右。

它们确实将触手伸到了农村，但这些触手的主要目的，不是放款，而是吸储。

一直以来，农商行都以吸储和大额贷款业务为主。

“它们将农村的钱吸上来，再到城镇去放款。”余浩称，就算给农村放款，也只放给最优质的用户。

譬如，村长。

“这类人群很有钱，他的竞选成本可能就50万。”曾经在农商行工作多年的高层何琪表示，这群人有强烈的信贷需求。

而它们不愿深入农村金融的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模式太重，风控需要线下走访，成本太高。

还不如简单粗暴，只给农村最核心的人物放贷。

另一方面，也是它们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深入农村土地的农商行，有太多“人情业务”。

比如，村长要获得贷款，只需要“认识一个审批员就够了”。

“这与农商行体制僵化分不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农商行的领导干部，若没犯错误的话，都是只上不下，“就算他业绩不好。”胡晓婷透露。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农商行员工，都没有太大的工作动力。

“没犯错的情况下，农商行是不会主动辞退员工的。”胡晓婷表示。

这样的安逸助长了员工的“懒惰”，很多农商行人士称这种生活状如“养老”。

现在，整个银行业都在寻求变化与突围，而农商行却深陷体制僵化、人情业务等困境中。

原本可以是中国农村毛细血管的农商行，似乎却并未承载起这一历史使命。

而就在它们安逸度日的同时，农村金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3 喜欢鸡蛋

对于如今的农商行来说，哪里是生路？

除了业务继续下沉，将业务做深做透，它们似乎别无他法。

而这也正是监管希望看到的。

农商行开始了下沉之路，它们在进入之时，却突然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就是进入农村的金融科技公司。

包括京东、阿里这些巨头，都开始盯上农村，开始艰难开垦这片土地。

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也带来了吃苦耐劳的服务精神。养尊处优惯了的农商行，怎么与其竞争？

“他们一个村几个业务员，而我们很多村只有一个业务员，甚至几个村才一个，根本跑不过他们。”何琪称。

另一方面，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开始运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根据猪的生长周期建立风控体系。

“短期来看，这些没有人力直接风控靠谱，但是我们多积累几年的数据，就可以开始规模化推广。”余浩称。

前有监管，后有追兵，准备下沉的农商行难言轻松。

而合作共赢，成了大部分农商行的选择。

它们提供资金，金融科技公司提供获客和风控，强强联合。

“长远来说，农商行要想下沉，还是得建立自己的风控系统。但早期可以通过合作，积累经验。”何琪称。

另一方面，去深挖自己现有的客户，也是一个不错的突围之路。

农商行有一群特殊客群：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且对金融不敏感。

比起理财，他们更在意银行里存的钱。“发薪日时，很多农民都会把到账的钱取出来再数一数，图个心理安慰后，再存进去。” 何琪表示。

而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农商行的营销更应偏重于定期存款。

实际上，农商行会用一些福利，来吸引年纪偏大的用户，比如用户存5万，每个月除了利息，还可以领鸡蛋。

“他们对于拿鸡蛋这件事非常热衷。”何琪表示，“他们喜欢实物。”

当然，这群用户并不是除了储蓄，就没有其他金融需求。

他们在财富端，就有很大的挖掘潜力，目前只是缺少理财的渠道。

“实际上，这群年纪偏大的用户，忠诚度很高。”胡晓婷认为。

“像我父母那辈人，一旦习惯某一产品，就很信任这家产品，也不愿意改变。”何琪表示。

所以，这群人会是未来农村金融的主要客群，“而农商行应该更好地服务好这部分客群，尽可能提供简单化的服务。”何琪认为。

一些农商行，也开始运用金融科技，简化操作流程。

譬如，客户办理业务前，将其向自助、线上渠道引导。

被监管逼至墙角的农商行，重新拾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农村的土地上，它们应该是一口“深井”，而不是“抽水机”。

对于它们来说，科技的崛起，是一个百年良机。

乘风而上，也许就是新的破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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