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每个“体制内”，都有一座“哀牢山”？

褚时健老爷子走了。我翻了朋友圈，大家都在说他，泪水、掌声、与情怀拧成了一片，模糊了视线。

今天是学习雷锋日。褚时健不是雷锋。

你一定感觉他是个英雄吧？对，当年被打成右派经营糖厂，糖厂壮大；接手颓势中的烟厂，烟厂壮大；人生跌落铁窗，失去女儿，却能迎战命运，84岁创立“褚橙”。基于这些，所有对老爷子的敬意和缅怀，都有根据。

可是，你们还是刻意跳过了一段：他是否真的截留了卷烟厂系统内公司资金账外存放了。在上海30万就能买房的90年代中期，检察系统侦查公布的褚时健贪污金额是700万左右，我看过一份历史资料，称有更大一笔资金，被包括褚在内的三人试图私分。

检察系统给出的数据与事实是否有出入，曾经是被争议过的，也有一种流言是说“得罪人了”。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声音，敢说褚“两袖清风”，一分未贪的。

有些事实，真的就是事实。就像他真的为社会经营活了两家公司，红塔创利百亿，也是事实。

老人驾鹤而去，按理不该提这些。但提这些，又恰恰是大家今天看到所有报道里的“同情”，甚至“共情”，发源的核心——那里是有代表性的，有一些企业家心头深深的结，甚至是直到今天，一些体制里的人，心头的结。

我为国家、为地方创造了财富与税收，我甚至为烟农、为无数中间人都赚了大把的钱，而我，每月工资就1000元，除此之外，伸手就要被捉？社会的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公平吗？

“愉见财经”曾经看过原玉溪卷烟厂法律顾问的一个采访，他说了两个细节。

第一，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后，因为烟草是典型的垄断行业，所以事实上存在半计划半市场的中间状态，烟从出厂到市场之间是有巨大差价的，所以那个时候，相当于谁能拿到褚时健的供烟批文，谁就能直接大捞一笔。

第二，褚时健那个时候到外省市都不敢提前告知，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原因是当时他随便去哪个省，可能连书记、省长都要见。

综上，其实就两点人性的拷问：

-企业家都要当雷锋吗？贡献给别人那么多，自己所得完全不成比例，并还要乐于此。结局是我在文头写的那句话：今天是学习雷锋日，褚时健不是雷锋。

-其实是形成垄断的某种体制或机制，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甲方，权力天然携带寻租空间，难道要完全仅凭人性去对抗吗？

我想起和今天这事儿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一篇稿子，“愉见财经”上周评某城商行资管部老总被带走协查的《要做干净的甲方？我曾参加过银行资管部领导与“通道”们的饭局》。这篇文章里我其实就想问，为什么机制就是造出那么多变态的甲方，却又要甲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肉胎凡身，却滴水不进？仅仅靠加班开开教育大会写学习体会吗？

而“体制内”的高傲，又是如何看待有能力的个人的呢？我们常常听到体制维护者会发出一种声音：不是你能力有多大（或者你能力有多大只是其次）成就了公司，还不是我平台足够好才有你发挥的空间。

所以即便发展到今天，客观地说一切已经比20年前有了长足进步，我们身边有活力的公司已经比比皆是，但还是不免有一些“体制内”的地方，不会也不能用真正对等能力的报酬，来奖励和鼓励能力。因此“体制内”常常成为老实的庸才的栖身之地。

我的一个朋友，大半年每天加班加点为单位再造了一套系统，结局是功劳都归她的领导了，部门年末得了个奖，有点小经费一起去稍微高档点的地方搓一顿，还不许大家拍照发朋友圈。

我的另一个朋友，在某大媒体搞了个业内口碑不错的公众号，一个团队三个人连轴转为公号写稿连稿费都没，搞出来的公号盈利归单位，当然，荣誉归个人。

她说，搞什么搞。

奖惩有秩，能者多得，高薪养廉，权力平衡。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更好的办法。

是为一记。是不想还会有某个体制人，最后的归向是一座自我生存、自我证明、又自我放逐式的“哀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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